聶曉陽

　　從耶路撒冷到巴格達，從日內瓦到馬尼拉，且行且記，一晃快30年了。還記得一次在日內瓦等待記者會開始時，我身邊年過八旬仍在工作的自由撰稿人鮑里斯忽然問我：“我親愛的同事，你能不能告訴我中國人的人生目標是什么？”我一愣，說：“我猜和日內瓦街頭的人沒有太大區別——那么你的人生目標是什么呢？”

　　他翻出包里一疊厚厚的賬單給我看，然后說：“作為一個瑞士人，我的人生目標就是支付所有賬單?！?/p>

　　我聽后哈哈一笑，知道他是在開玩笑。但這段對話卻引發了我的思考。到了應頤養天年之時仍選擇堅守，當然并非只是為了支付賬單。就在這次對話不久前，日內瓦聯合國記協通報，奧地利記者西蒙·尼奇在日內瓦家中去世，享年81歲。在他去世前幾個月，我還在辦公室見過他，那時他正在就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撰寫評論。

　　我覺得，記者職業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僅在于能夠走進很多原本完全陌生的人群，聆聽他們的故事，并與更多人分享，更在于捕捉和記錄歷史的細節。這是一份令人著迷的工作，有時候令人自豪，有時也令人憂傷，但如果通過我們的努力，讓當下的人們看到更多更完整的真相，讓未來的人們能夠穿越事實的迷霧得到某種歷史的鏡鑒，那么這份工作就值得我們熱愛和堅守。

　　耶路撒冷是我第一次駐外的地方。離開20多年后，我還經常無意識地把自己所在的地方說成“耶路撒冷”。2023年10月7日以巴暴力沖突驟然升級后，我曾在日內瓦的街頭徘徊良久，心情沉重。我曾不止一次問自己：還會不會回到那片不寧和的土地當記者？我在腦海里一遍遍盤算著“不去”的理由，但內心深處總有一個聲音傳來——我愿意。

　　2004年元旦，我記得很清楚，我是早上7點起床的，這時候距離我揮別耶路撒冷、趕赴炮火正濃的巴格達只有3個半小時。往事一件件浮上心頭：第一次探訪自殺性爆炸現場；在依然散發著死尸味道的杰寧難民營拍攝第一組照片；在約旦河西岸軍事禁區要求同事站在我的左側，因為狙擊手在我的右側……在這塊古老而哀傷的土地上，我真誠地付出過我的新聞理想和追求。

　　作為當時中國唯一一家常駐巴格達新聞機構的首席記者，我度過了最為難忘的戰地記者生涯。后來回到北京，在樹葉金黃、天高云淡的秋天，我像剛從窒息中蘇醒的人那樣，貪婪地呼吸著和平和寧靜。季節變換、起風落雨、街頭散步、朋友聚餐……這些最普通不過的人生瑣事，在我眼里有了特別的意義。

　　在一次講座中，有一位聽眾遞上一張紙條：“謝謝您告訴了我一個真實而遠遠超出想象的世界?！笨粗@張紙條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如此值得。

　　在海外工作，過去這幾年我都會鄭重地吃冬至的餃子，熬臘八的粥，吃小年的糖糕，還自己包過端午節的粽子，做過中秋節的月餅。直到從業近30年，我才明白，記者這個職業不但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更要無論走多遠也不能忘記從哪里出發：越是立足我們自己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歸屬，你越是能夠成為更好的自己。

　　在做記者之前，我第一次出國是乘坐“雪龍”號去北極。多少次背起行囊，卻從來沒有像那次一樣去這么遠的地方。緊張嗎？興奮嗎？當然都有。普通人對于遠方總有詩意的想象，但是對于記者來說，這種想象卻有可能成為遮蔽事實的有色眼鏡。只有保持一顆平常心，聚焦事實、立足事實并盡可能站得足夠高以便看到足夠完整的事實，才是對這個職業最好的堅守。

　　我有次在世衛總部參加一個會，有機會和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聊了一會兒。他談到自己剛剛收到兩只杯子，一只印著“mind”（頭腦），另一只印著“kind”（良善）。我想，這兩個詞其實更應該成為我的座右銘。

　　記者的職業激情和追求無非是用心用腦：我們用自己的心靈去感受，也用自己的頭腦去觀察。我想，如果我們的感受和觀察在別人那里能夠成為繼續思考的素材，那么我愿意成為一塊幫助更多人在探尋真相的道路上走得更遠的鋪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