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現代化國家的必要且充分條件？
我認為，這是劉長征新書《臨界點——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底層邏輯》嘗試回答的問題。我的理解，國家的現代化，是人的現代化。是人的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三方面的現代化。
長征以大歷史周期與經濟學的視角回應大變局時代，分享了穿越經濟長周期的分析思考，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工業化進程，中國已進入產業轉型升級的“臨界點”。
《臨界點》一書，從經濟學視角，在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用歷史縱向分析和多國橫行對比分析的辦法，將中國工業化的前世今生進行系統梳理和分析。長征博士指出，有效市場、有為政府與持續發揮企業家精神，將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劉長征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與美國福坦莫大學（Fordham University）聯合培養的首屆（2015級）DPS博士。他的學術功底扎實，大學本科就讀于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專業。大學畢業后，分配到甘肅省外經貿委工作。之后，他前往中國改革開放的熱土深圳加入到一家央企工作，從事機電產品進口業務。
央企工作幾年后，到法國留學攻讀管理學碩士學位并研究考察。在法國學習就讀期間，利用假期和學習之余，長征周游歐洲列國，遍訪各國歷史遺跡、現代工廠和工業產業園區。思考為什么科學革命發生在歐洲？工業革命為什么發生在英國？歐洲國家富裕的原因是什么？中國與歐洲的不同點是什么等諸多深層次問題。
20世紀90 年代初，正值中國市場經濟改革開放的大潮，長征從“西天取經”回來，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看到了林毅夫《中國的奇跡》一書。林老師在書中縝密的邏輯分析，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預判，讓年輕的長征毅然從體制內下海，投入到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來，將所學知識用于實踐中來。
每個時代都有其各自的紅利，也有其挑戰，創業之路并不是一帆風順。進入商海，長征在不同的行業試錯創業，在商貿代理、酒店管理、農業和制造工廠等不同行業屢試屢錯，屢敗屢戰。最終選擇了投資汽車產業的4S店行業獲得成功，在西北地區建立了涵蓋多個汽車品牌的汽車產業營銷服務集團。
03｜“百戰歸來再讀書”：開啟在北大國發院的求學、求真之路
商海的激烈競爭與成敗得失并沒有打消長征對中國經濟發展背后因果邏輯困惑的思考。2015年，長征棄商從學，“百戰歸來再讀書”，報考北大國發院與美國福坦莫大學聯合培養DPS博士項目，成為首期博士班學生。
進入DPS博士項目學習，長征更是如饑似渴，廢寢忘食，投入到理論知識的學習，以及多年實踐與理論知識的結合反思中來。他始終思考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中國工業化有希望和未來嗎？”最后，在林毅夫（主導師）的指導下，高質量完成博士論文，實現了從實踐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的理論提煉。
博士論文完成后，長征受林毅夫之邀，重新回到北京大學，成為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一名老師，在市場與政府、企業與大學之間架起橋梁，從事企業實踐與產業經濟學理論結合方面的研究工作。
期間，長征又將自己的博士論文二次創作，將新結構經濟學理論與企業實踐相結合，在機械工業出版社與北大國發院DPS博士項目部一起共創的《管理實踐在中國》系列叢書下，出版了自己的產業經濟學專著《臨界點——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底層邏輯》一書。
04｜臨界點：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底層邏輯
《臨界點》一書從著名經濟史研究專家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研究出發，這一研究深入剖析了世界范圍內的人均收入曲線，將長達3000年的歷史，從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2000年，劃分為三個主要階段。首先，是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的階段，它從公元前1000年開始，一直延續到19世紀。這一階段以人均維持生命必需的收入水平為核心，經歷了數個長周期。
大分流。
經歷了“工業革命”的臨界點的階段，大約涵蓋了19至20世紀，這一階段以大機器生產的廣泛應用為主線，標志著生產力的巨大飛躍。最后，是“大分流”階段，自1950年至今，以人力資本密集型的服務業為主導。在這一時期，人均收入出現了明顯的分化，一部分呈現出爆發性增長，而另一部分則呈現出緩慢下降的趨勢。
現代化社會的演進也在四次工業革命中揭開帷幕，這包括蒸汽機引領的蒸汽機械化時代，隨之發生的電氣自動化時代，信息互聯網時代，以及正在發生的人工智能時代。
工業化進程如何開啟的？中國制造業又如何一步一步發展到今天？
汽車產業的發展過程是中國工業化進程的一個縮影?！杜R界點》也可以視為一部精練的當代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簡史。
《臨界點》一書，分三篇展開，上篇從宏觀層面分析工業革命前后的世界經濟本質差異。中篇以作者的博士論文為主體，從中觀層面分析了產業轉型升級的底層邏輯。下篇主要從微觀層面介紹了企業發展理論演變、典型企業家案例以及中國企業家群體的誕生及進化。
上篇｜為什么有的國家“富”？為什么有的國家“窮”？
在上篇中，長征提出三個有趣且深刻的問題：為什么有的國家“富”？為什么有的國家“窮”？為什么有的國家“弱”？他根據安格斯·麥迪遜以及許多經濟史學家的研究數據看，發現在工業革命之前，世界上最發達的西歐國家人均GDP的增長每年只有0.05%,也就是要1400年人均GDP才會翻一番。
但從18世紀開始，西歐發達國家的人均GDP的增長突然加速至原來的20倍，增加到每年1%，人均GDP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從1400年減少到70年。
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西歐和北美工業發達國家人均GDP的增速又翻了一番，提高到每年2%，人均GDP翻一番所需的時間進一步降至35年。翻一番的時間從1400年到70年，再到35年，長征博士研究的結論是：現代化國家的分水嶺就是“工業革命”。
中篇｜中國汽車產業簡史與產業升級的底層邏輯
書的中篇，是長征最大的貢獻點。他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發，通過經由價格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人們不僅會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還會推進公共利益的實現。再次介紹了經濟學家科斯《企業的本質》一書的巨大貢獻，那就是交易成本理論解釋了為什么現代經濟要靠企業這個特殊的組織，企業的目的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交易成本）。
同時，長征還運用了林毅夫老師創立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分析框架和方法論，以汽車產業為研究對象，深入拆解了世界汽車產業的發展與經歷四次產業集群轉移現象，
新結構經濟學主張一個經濟體必須從其自身要素稟賦結構出發，按照比較優勢建立最優產業結構，符合要素稟賦結構比較優勢的產業普遍具有企業自生能力。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動產業結構的不斷轉型升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一次轉移以德國和美國為核心。1886年德國人戴姆勒發明了四輪汽油汽車，帶來了能源革命與運輸革命，將蒸汽動力轉型升級為內燃機動力。內燃機技術從德國轉移到美國，美國的福特汽車公司通過標準化零部件生產與流水線組裝創新，實現了汽車的大規模標準化廉價生產制造，使汽車從手工藝奢侈品變成大眾交通工具。
第二次汽車產業轉移是歐洲重回產業重心，二戰前后，歐洲學習模仿美國流水線標準化生產模式，歐洲多國開啟了汽車產業大發展，形成了歐洲各國極其多元化的汽車類型和風格，并在二戰后總量超過美國形成世界汽車產業最大制造集群。
第三次汽車產業轉移是歐美國家到日本。日本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通過差異化的競爭戰略，借助后來者優勢，實現模仿式創新，豐田汽車公司在這一時期發明了精益生產模式。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助力日本物美廉價而且節油的汽車產業趕超歐美，逐步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產業制造中心與產業集群。
第四次汽車產業重心的轉移發生在當代中國。加入WTO后，中國汽車產業逐步開放，汽車消費增長勢頭與滲透率經歷了高速發展，于2010年成為全球最大汽車市場。并逐步形成世界汽車產業集群的重心。同時，借助新能源汽車的換道超車也推動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與崛起。新能源汽車為中國汽車產業帶來了趕超的歷史機遇。
最后，長征提出了自己的“產業鉆石模型”，完成了博士學習，從汲取“眾家之長”，到形成自己“一家之言”的蛻變。
相對于產業組織理論SCP框架而言，長征的產業鉆石模型具有如下優點：一是模型從內因出發，分析產業轉型升級的決定性因果邏輯，而不是外因的相關性影響。二是把企業自生能力作為產業績效的核心評估概念，將有效市場的主體企業和有為政府的產業政策融為一體。三是強調產業轉型升級是一個逐步積累與結構變遷的過程。企業自生能力轉化為企業競爭能力，競爭能力轉化為企業核心競爭力，這是轉型升級成功的必由之路。
下篇｜企業家精神
書的下篇，長征細數企業理論與發展歷程，創造性的提出企業自生能力的EIGP分析框架。在這個框架中，長征將要素稟賦、產業結構特征與發展戰略選擇、有為政府的產業政策和企業自生能力嵌入框架。進而用這個框架分析了三個經典的企業案例（比亞迪、福耀集團、三星集團），分析這三家企業如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大到強的發展因果邏輯。最后，長征在本篇中，探討了中國的企業家精神與新征程，他認為企業是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主力，企業的核心是企業家，企業家的靈魂是企業家創新精神。
中國歷史悠久，幾千年人類歷史上，我們有始終領先的農耕文明?，F代化國家的必要條件是國家必須實現工業化，工業化進程的關鍵是產業不斷轉型升級，因為只有產業不斷升級，才能保持住人均收入不斷增長，制造水平不斷提升和科技創新能力的形成。工業革命產生后，我們經歷了暫時落后，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人民萬眾一心，走過了先發工業化國家百年以上的歷程。
在長征學習和寫書的期間，我有幸為他服務并見證了他個人轉型升級的全過程，從物質生活到社會生活，進而上升到精神生活。我與他多次交流，多次探討，從他的論文、從他的書籍、從他的言談與實踐，我深刻認識到，企業的轉型升級不易，產業的轉型升級不易，個人的轉型升級更不易。
針對企業家的發展歷史，《臨界點》一書回顧了中國企業家的發展歷程，其與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市場經濟大潮并駕齊驅。一代代創業者和企業家層出不窮，成長為中國市場經濟的核心力量，推動中國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國內市場走向國際市場，在中國工業化進程的不同階段陸續登場，推動了中國產業的轉型升級，也鑄就了中國民營企業的全面崛起。
要想企業升級，要想個人轉型升級，唯有靠企業家精神。產業升級若想可持續發展，無論是有為政府、還是有效市場，都要靠有企業家精神的地方主官和企業家。
哈佛大學教授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將企業家定位為創新的推動者，提出了著名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理論，正是企業家的前瞻性、決斷力和冒險精神，催生了創造性破壞。
人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而創新是企業生存的關鍵，企業家的靈魂是創新精神。
時代的發展機遇造就了企業家，敢于創新與承擔風險的企業家也成為經濟發展、社會文明轉型升級與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引擎。
結語
作為《臨界點》一書的推薦人，這本書引發了我的追問，這就是開篇探討的問題——什么是現代化國家的必要充分條件？
在推薦語的最后，我看到了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歷代仁人志士在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向往，那就是：國家的現代化，是人的現代化，是人的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三方面的現代化。
產業升級靠企業家精神，這是我讀劉長征《臨界點》一書所受到的啟示。
